摘要：[109]张志铭：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00页。 ...
最后，个人信息可以被用于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应急资源配置。
[68]此案确立了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其基本阐释是：作为一个原则的权力在组织和功能上的分工，有助于政治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以及对掌权者的监督。[77]参见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2003年第4期，第3-15页。
[43]这是对合理分工的进一步阐释。[49]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主义属性，参见杨光斌、乔哲青，见前注[8]，第6-8页。[103]显然，这次权力配置是以行政职权行使的正确性为目标的。[32](美)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五版)(第一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65]Jeremy Waldron,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 Vol.54, 2013, pp.433, 434-435. [66]N.W.Barber, Prelude to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60, 2001, p.59. [67]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v.Schor, 478 U.S.848(1986). [68]BVerfGE 68, 1, 87. [69]BVerfGE 68, 1, 86. [70]例如，议会由人民选出来的议员组成，适合协调各种利益制定抽象规范，而不适合完成行政的细节性任务。
[97]参见邓小平，见前注[39]，第475页。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一国国家制度进行评价主要在于民主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而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是重要指标。这样就保证了常委会的日常事务有组织机构来承担。
[35]Mark Tushnet, supra note 33, p.95. [36]参见刘晗：美国宪法的内在特性：制度结构、法律教义与宪法文化，《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第21页。这里涉及前面提到的几个最高国家机关的关系问题。[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157页。[18]麦迪逊之所以反对绝对化地理解三权分立，是因为他认识到：分权是在弱化国家的能力，而一个虚弱的国家是无力保卫自由的。
到1982年《宪法》起草时，议行合一已经淡出主流话语，但民主集中制还是被反复申说，并且最终在3条第1款中规定下来，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42]这充分说明，1982年《宪法》本质上主张权力分工，否定议行合一。
[87] 2.国家主席的恢复设置及其外交职能 恢复设立国家主席，是1982年《宪法》在国家机构上的另一重要变化。这意味着，当某国家职能要分配时，要分析哪个机关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优势，以将这一国家任务与权限分配给功能最适的机关(最有可能做出正确决定的机关); (2)因应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与形式主义的分权理论不同，功能主义的进路在关注人民自由的保障同时，同样重视国家机关的创设和权力(功能)的配置。[108]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955年6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此外，国家主席的职权变迁、人大监督与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全国人大的法律解释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司法改革中的员额制审执分离，看守所改革中的侦羁分离、风险规制中的职权分工与组织建设等等问题，都与国家权力配置相关，但相关的宪法释义学研究仍有待发展。如前文所述，这本身就是功能主义的考虑，一方面让人大常委会成员能够专注于常委会工作，另一方面从人员角度保证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的正确行使。此种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强调国家效能和治理能力，要求将各种国家任务的相应职权配置给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功能优势的机关，而不再僵化地拘泥于权力的分合问题。[114]这就说明了案例指导制度是向着法律解释应与个案裁判结合的方向发展的。
1982年《宪法》的国家机构规范的起草和实施实践发展，体现了功能主义的因素，极大地充实了民主 集中制原则的内涵。按照肖蔚云教授的记述，之所以如此修改， 主要是觉得一律二字太绝对化，而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虽然也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首长有最后决定权，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但又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而是有自己的特点。
[124]参见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23-31页。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五)》，远流出版专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初版第二十二刷，第221页。
然而，除了民主[49]和权力最终统一的内涵之外，现有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解读显然存在规范内涵上的空白。[95]参见许崇德，见前注[78]，第828页。[21]M.J.C.Vile, supra note 12, p.15. [22]M.J.C.Vile, supra note 12, p.19. [23]LouisHenkin,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 and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8. [24](美)杰弗里·马歇尔：《宪法理论》，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而且这一制宪考量，与前述麦迪逊对于权力分立和混合的思考具有高度一致性，都是在思考建构中的国家机构的权能和效率，也都是在思考国家的治理能力。第二，因应职权需要调整机关结构。作为一项针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法释义学研究，本文的讨论仅仅限定在1982年《宪法》之下作为国家组织的宪法原则的层面。
在此意义上，将法律解释职能配置给作为审判机关的最高法院是合理的。美国制宪的背景正是《邦联条例》下的美国脆弱而危险, [19]而一个有效能的联邦政府，正是麦迪逊等人的目标所在。
在这个原则下，各国家机关按照本身的不同情况，在贯彻执行时又可以有方式上的不同和区别。[4]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247页。
[78]然而，全国人大有近3000名代表，经常或者长期开会不可能，而常委会组成的人数较少，易于集会，便于深入讨论问题。[110]参见袁吉亮：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24-29页。
这正是任何负责任的宪法工程师都必须考虑的核心议题。他认为，这种彻底分权的观点，既没有任何经验基础，更是对孟德斯鸠的误解。〔98〕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相比立法和司法职能，必须是迅捷高效的。传统宪法理论曾长期将议行合一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但在现行《宪法》颁行之后，基于宪法事实上进行了权力分工等理由，学者们对议行合一原则提出质疑，认为‘议行不宜合一, [2]或不应再将议行合一作为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宪法直接以最高来修饰的四个机关。[85]许崇德，见前注[82]，第820页。
此种正确性标准，为思考和分析我国宪法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权力配置，提供了新的思路。(四)议行合一的否定 相比三权分立，议行合一说在我国更早被祛魅。
[100]全国人大虽然贵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地位的尊荣并不意味着其可以逾越宪法已然做出的权力分工。[40]这个说法稍显绝对，没有充分考虑民主集中制的意涵，但在说明宪法事实上不是议行合一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
而专门委员会的组织，是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选举一部分代表，按专业分工组织起来，完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交给的工作任务;[85]专门委员会在平时就可以和国务院等机关经常接触，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意见，这是为了很好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和决策程序，则要适应由首长个人决策、个人负责的体制。但分权真的可以保卫自由吗？这一点自始就备受争议。宪法规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召集常委会会议。
核心问题在于，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抽象性的，其功能更像立法而非司法。这种权力分工完全是功能主义的——正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员组成(人数较少)和活动程序(易于集会)上的功能优势，使得其适合承担国家立法的任务。
[63]换言之，不能把分权当作天然正确的。董必武在1949年9月政协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指出，政府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并说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与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相反……我们不要这一套，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
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在1982年《宪法》起草当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外交职能的承担。
